29万儿童“濒临饿死”，加沙等来有限援助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5-19 18:24:00

经过七天的艰难沟通，救援人员终于抵达了触目惊心的现场：五辆救护车、一辆联合国车辆和一辆消防车，遭到以色列国防军推土机的碾压。一同被埋入地下的，还有15具遭近距离处决的遗体，包括8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急救人员，以及1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

以色列国防军一度辩称这支人道车队在行进中未表明身份。但从遇难者遗体上寻获的手机，记录了车队遇袭的画面：车队在标识完整、闪烁救护车灯的情况下，遭到毫无预警的袭击。

今年3月18日，以色列政府破坏加沙停火协议，重新对加沙展开大规模空袭等军事行动。整整两个月后，5月18日，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开启“基甸战车”行动，对加沙南部和北部再次发起大规模地面入侵。该行动的目标是“征服并控制整个加沙”。

和此前一年多的战事相比，新一轮危机中，人道准入遭到的挑战更加严峻。过去两个月，以色列政府不仅完全禁止人道物资进入加沙地带，且一再袭击人道目标。除前述3月30日被曝光的联合国车辆遇袭事件外，两个月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加沙的机构和人员也两度遭到袭击。

5月初，ICRC发出措辞严厉的声明指出，人道物资长达两个月无法进入加沙，ICRC无法获得维持其在加沙开展工作所需的食品、药品和救生物资，“提供民众每日唯一餐食”的公共厨房项目只能维持数周时间。半岛电视台指出，由于正在蔓延的饥荒和营养不良，加沙有约29万名儿童“濒临饿死”。ICRC公开警告称，如果人道准入局势仍无改观，“届时任何人道努力都无法挽救”。

国际组织的声明，人道工作者的死亡，都没有改变以色列政府的决策。然而，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矛盾公开化，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于开启大规模地面入侵的5月18日同时宣布：时隔两个多月后，重新允许“基本数量”的援助进入加沙。

据悉，这一次，一家有美国背景的“人道基金会”将负责相关援助的分配工作，初步将设置4、5个分配中心，由私人安保公司为分发工作提供安全保护。公开声明中，该组织欢迎以色列政府的“临时措施”，但据多家外媒报道，私下里，以色列官员和该组织人士都承认，目前的援助计划远远无法满足“基本需求”。

在国际法中，人道准入包含两个方面：人道工作者接触有需要的民众并提供援助的能力，以及这些民众获取援助的能力。虽然有明确的人道法规则保障，但从加沙、乌克兰到缅甸、苏丹、刚果（金），人道准入的实现正变得愈发困难。

人道工作者在战场上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实践中是否有保障人道准入的“工具箱”？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ICRC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史德林（Balthasar Staehelin）。史德林曾任ICRC中东和北非地区主任、ICRC副总干事，有丰富的一线人道事务经验。他坦言，在战火正酣时冲进去帮助他人，无异于“自杀”，但“在逆境中坚持不懈，是人道工作的一部分”。

史德林。图/受访者提供

对人道工作者的攻击须得到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3月，加沙战火重燃，包括联合国车队在内的人道目标多次遭到攻击，ICRC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办公室也遭到了袭击。你能否介绍下大致的情况，袭击发生后ICRC还在加沙正常开展工作吗？

史德林：我们在拉法有一个红十字战地医院，以及一支从加沙欧洲医院转移来的战地外科手术团队。2025年3月24日，我们在拉法的办事处遭到袭击，尽管地点已明确标记并通知了各方。幸运的是，袭击中没有人受伤。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再次提醒各方：对人道、医疗工作者的攻击必须得到关注。

目前，我们在加沙仍有许多工作人员。仅在过去一个月里，他们就为数百名伤患提供了手术服务。

在加沙的工作非常困难。人道准入问题，也就是让人们所必需的基本物资进入加沙、让人道工作者进入加沙的问题，一直面临严峻的挑战。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建筑物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意味着，有时候，即使我们能把物资送进去，将它们有效分发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此外，在这场冲突中，加沙人口多次流离失所，一直无法在任何安全的环境中定居下来。在这一点上，此前冲突各方达成的短暂停火，对本地民众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这也使得更多人道物资和人员得以进入。但现在，这一切都被破坏了。我想重申：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停火，持续的、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直至满足当地平民的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全球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超过120起，波及超过60个国家。从加沙、乌克兰到缅甸、苏丹，人道工作者进入冲突地区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史德林：基本背景是，当我们在冲突地区开展人道行动时，战争不会停止，而且战争中的敌对行动往往试图造成最大的破坏。这意味着，对人道工作的安全威胁是持续不断且危及生命的。在战火正酣时直接冲进去帮助他人，无异于“自杀”。

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战斗暂停，或者说服交战方暂时停止战斗，或者至少向交战方通报我们的行动。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向各方标明我们的人员、车辆及建筑物。以前这意味着在屋顶画“红十字”，但今天，战争已经不只依赖视觉识别。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建筑物在交战方的“非打击名单”上，确保各方都知道我们的GPS坐标。

当然，实际过程没有这么简单。冲突地区的政府并不总是希望人道工作者进入，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要帮助反对我们的人？”。有的政府甚至禁止人道准入。另一方面，冲突地区的非国家武装团体与犯罪组织之间的界限有时非常模糊，而且一个冲突局势中可能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在如今的叙利亚，人道车队有时需要经过隶属于不同武装派别的检查站。为了确保每个团体都知道ICRC的到来，都得到不攻击人道目标的指令，我们需要经历非常复杂和漫长的谈判。

谨慎使用“公开谴责”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人道准入的重重难题，人道工作的组织者有自己的“工具箱”吗？ICRC通常能说服不信任人道工作者的冲突方吗？

史德林：首要任务是尽可能与各方沟通，说服他们接受人道工作者进入。对于冲突的任何一方来说，当它控制一个地区时，它应当确保该地区的民众能获得饮用水、食物和医疗服务，而人道工作者可以提供这些援助。有时，冲突方不欢迎人道工作者探视被拘留者，但他们又希望人道工作者去敌方探视己方的被俘人员，这就为我们的谈判创造了条件。此外，对于非国家武装团体，我们不仅直接与他们对话，也会尝试和他们背后的、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国家政府进行对话。

另一方面，人道工作者在行动中必须保持绝对、纯粹的中立，行为必须连贯而一致。任何时候，人道工作者都不是在反对战争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不偏不倚地为所有各方的战争受难者提供帮助。

近年来，人道工作的中立原则面临很大的争议，但我想强调：中立对于人道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在战区工作时，我们从不用加强武装安保的方式保证我们的安全。在此情况下，唯一真正保护我们的，就是“红十字”。而即使“红十字”是受法律保护的标志，它也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建立并维持信任需要多年努力，但一旦你犯了任何错误，信任就会迅速消失。所以，我们必须极其谨慎，言行一致。

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从来都不完美。但我认为，在逆境中坚持不懈，是人道工作的一部分。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时，我正担任ICRC中东地区主任。当时许多国际组织都从伊拉克撤出了，但让我自豪的是，我们决定留在伊拉克。

那段时期非常艰难，我们遭遇过袭击，失去了一些优秀的同事，但我们也帮助了相当多的人。当时，我们考虑到城市战争的影响，预先在一些水利泵站安装了发电机。我们还曾成功让水利技术人员穿过火线，通过提前安置的发电机，保障了百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

这个案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些特殊时刻，因为能与各方保持沟通，我们就能对当地民众的生存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我也有很多失败的故事。我们能做的，我们被允许做的，往往远远达不到民众所需，但我们有韧性和力量继续前进。

《中国新闻周刊》：你强调了和各方进行对话的重要性。目前，在加沙，ICRC几乎是唯一仍能就人道问题和冲突各方都保持沟通的机构。但今年3月，ICRC在一份“警告加沙人道危机恶化”的声明中指出以色列尚未履行保障人道准入的法律义务。这种公开批评，是否意味着ICRC和以色列方面关于人道准入的非公开对话已经失败了？未来，ICRC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开谴责的方式推进人道问题解决吗？

史德林：的确，ICRC对当前加沙的人道准入问题公开表达了关切。通常而言，与相关方进行非公开对话，提请各方注意到形势的恶化，并讨论解决方案，是我们更愿意优先采取的政策。公开表达担忧，不是我们的首选方案。

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ICRC是一个在战争中运作的机构，需要各方的信任来实现我们的人道使命。频繁使用“公开谴责”，会让事情变得高度政治化。战区的情况总是相当微妙，有些事件的事实不清楚。有时人们会问：你为何谴责这起事件，而不谴责另一起事件？而且，看看今天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好战情绪让各方越来越不关心“公开谴责”，反倒是可能刺激到各交战方。这和二三十年前非常不同。

所以，我们制定了具体政策，以明确我们在什么时候、根据怎样的标准可以采取公开声明的方式表达关切。这并不改变我们对于非公开对话的“偏爱”。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在没有进行非公开接触的持续努力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感觉更好”（feel good）而公开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需要确认，这些声明必须符合我们保护的群体的利益，以及是否能给当地民众的处境带来积极变化。

需要更有力的政治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欧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的、不尊重国际法的领导人。你是否认为人道领导者可以说服这些更加民粹主义的政府，让他们尊重和支持人道法规则？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将支持人道法规则作为政治优先事项。我们可以在国际法院相关案件的参与度及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的表决中看到这个趋势。对于这些有意愿支持人道工作的政府，你希望他们具体采取哪些政治行动？

史德林：很难推测不同领导人的不同行为，但我想指出的是，在冲突中，好战情绪总是高涨，各方总是会产生很多指责和不信任。因此，说服冲突方从来都不容易。而且，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ICRC都不可能单独确保《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人道法规则得到遵守和执行。

作为目前全球认可度最高的国际公约体系之一，《日内瓦公约》在第一条就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这意味着，各国都有义务在《日内瓦公约》体系下“相互问责”，推动其他国家更尊重公约。这不仅包括简单的公开声明，也包括更具体的政治支持。

更具体而言，我认为各国政府最有能力影响的，是和他们关系较好的那些国家。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交战政府对国际人道法的解释越来越包容和灵活，认为其武装人员违反人道法的行为事实上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需要推动人道法在所有情况都被一致地、忠实地适用，而不是被政治化，只有在和自己的政治议程同步时才得到适用。在这个问题上，各国政府应当影响自己的盟友，推动对人道法解释的一致性。

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地看到，2024年9月，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与ICRC共同发起了一项全球倡议，并邀请各国加入倡议，以激励国际社会对国际人道法做出政治承诺。

其次，各国政府可以以身作则，在和平时期完成国际人道法的国内适用程序。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士兵都熟悉《日内瓦公约》，但各国政府和军方需要确保将人道法理念融入各自的军事手册和交战规则中，融入军队的日常训练中，并确保不尊重规则的行为能得到惩罚。

此外，人道准入的实现还有赖于和平时期的信息传播，我们需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人道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当战争发生时，即使是那些没有得到培训和指令的武装人员，当他们看到一辆卡车上有红十字标识时，他也会感到犹豫，不敢直接开枪。

最后，各国政府需要推动解决冲突、实现和平的政治行动。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有120余场，这绝对是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数据。不仅冲突的数量在增加，冲突的烈度也在加剧，很少有冲突能得到和平解决。在刚果（金）、也门、苏丹、巴勒斯坦等地区，我们看到持续数十年的冲突。某一段时期，敌对活动的强度不大，但只要冲突没有结束，战争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结束冲突的办法。这显然需要更有力的政治行动。有观点认为，国际法是“没有牙齿”的法律。但我认为，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各国都有丰富的国际法“武器库”可以使用。问题在于，当前地缘政治分裂严重，国际社会和多边机制缺乏凝聚力。让各方回到尊重国际法、人道法的道路上，非常困难。各国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情形是“有害”的。陷入冲突的国家数量如此之多，我们不能放任这一情形持续。

记者：曹然霍思伊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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